10月26日上午，文化遗产研究院在青岛校区博物馆628举办讲座“财富与权力集中的恶性循环：基于历史视角的研究（The Vicious Cycles of Concentrated Wealth and Power: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讲座由美国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加里·费曼教授主讲，考古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陈雪香教授主持，王庆铸副研究员担任学术翻译。来自校内外的30余名师生聆听讲座并参与交流。

讲座围绕费曼与尼古拉斯教授等合作者开展的两项全球比较研究展开，这两项研究都以考古资料为主。研究要检验社会科学界长期存在的一种预设：社会规模越大、越复杂，权力就越集中，不平等也随之加剧，且这一过程不可避免。费曼教授指出，这一观点从霍布斯（Thomas Hobbes）延续至今，在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赫拉利（Yuval Harari）的《人类简史》等近期著作中仍有体现。两项研究中，一是“基尼项目”（GINI Project），汇集六大洲1176处遗址的5万余座房屋数据；二是“治理项目”（Governance Project），涵盖31个地点、40个案例。

基尼项目以聚落内房屋面积差异计算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衡量家户间的财富不平等。结果显示，在该项目所分析的样本中，植物驯化、动物驯化和畜力使用都没有引发不平等的即时上升。政治层级（political hierarchy）的复杂程度只能解释不平等变异的约20%至25%，聚落人口约占20%，二者都不是决定性因素。研究团队把垂直方向的社会层级数与水平方向的治理集中程度合成为“层级权势”（hierarchical clout）指标，它与不平等的相关性最高。分区域看，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的这一关系明显强于中美洲（Mesoamerica）和北美洲，可能与前者使用金属、畜养畜群的悠久历史有关。从长时段看，各区域的不平等没有持续上升，也没有统一的演进路径；更偏向集体治理（collective governance）的中心聚落，财富不平等普遍低于更偏向专制治理（autocratic governance）的中心聚落。

治理项目进一步考察权力集中本身。费曼教授以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与同时期的古典期玛雅（Classic Maya）为例：前者规模更大，治理却更具集体性；玛雅政体规模较小，治理却更趋专制。由此可见，治理模式并不由规模决定。研究团队以27项代理指标（proxies）构建“专制指数”（autocracy index），发现层级复杂程度和人口只能解释专制程度的一小部分，前现代的民主治理也并非欧洲独有。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治理的财政来源。沿用布兰顿（Richard Blanton）与法尔格（Lane Fargher）的区分，当贸易通道、金属、畜群等易被垄断的外部资源（external resources）支撑治理时，更倾向于专制治理，权力更趋于集中；依赖本地赋税与劳役等内部资源（internal resources）的政体，则更倾向集体治理，不平等程度也更低。

综合两项研究，费曼教授提出一个概率性的“财政—制度模型”（fiscal-institutional model）：较大的政体规模是权力集中与不平等的促成条件（enabling condition），而非决定因素（determinant）；外部财源促进权力集中；权力集中强化财富分配不均；经济不平等又反过来加剧政治影响力的不平等。由此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vicious cycle），与经济学中的“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和食利型财政（rentier financing）模型相通。

讲座最后，费曼教授强调，历史表明这一循环既非不可避免，也非不可改变；抵消它的往往是增长与繁荣的时期，而不仅仅是灾难与崩溃。

交流环节，现场师生围绕如何更好地解释考古材料等问题与费曼教授深入讨论。本次讲座以覆盖全球、纵贯深时（deep time）的考古资料为实证基础，对“规模决定论”、单线演进论（unilinear evolution）以及“西方与其余地区”（the West vs. the Rest）的二元框架提出了挑战。讲座提出的“财政—制度模型”揭示出财政来源与治理模式深刻影响着权力集中与不平等的走向，为理解人类社会治理的多样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者：文/潘泽阳、刘心睿 图/潘泽阳、蔡晟楠 审核：陈雪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