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21日，德国海德堡科学院蔡穗玲研究员应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邀请作题为《中国佛教石经的调查与研究》学术系列讲座，讲座共分四场，在青岛和济南两地举办，校内师生到场聆听并参与交流。

蔡穗玲老师介绍了德国海德堡科学院自2005年启动的中国佛教石经存档与研究项目，该项目由德国艺术史家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教授主持，二十余年来对中国各地石经展开全面调查、著录与研究，该项目自开展以来，始终以全面、系统记录存档中国石经，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与研究，并向全世界传播刻经的重要性和价值为目标，激发了多学科的学术交流和国际交流，培养了大量青年才俊。该项目成果丰硕，现已出版12卷本报告，以中英双语保证“金石长存”“永留不绝”。

首场讲座，蔡老师以“石塔与经版”为题，聚焦北凉石塔和房山云居寺刻经。蔡老师总结了北凉石塔的典型特征，认为石塔后面一般会有供养人姓名或者发愿文，并对比早期印度佛塔资料，尝试追溯其来源。通过重新审读程段儿石塔铭，蔡老师提出发愿文应为“生值末世，不睹佛典”，“睹”字极为重要，纠正了研究史上的误读。针对房山云居寺刻经，蔡老师详细解读刻经的阅读顺序。她根据陈婷婷博士的研究强调，佛教刊刻石经是以儒家石经为底本，佛经阅读顺序的变化紧跟儒家石经的发展，展现了佛儒之间的互动关系。随后，蔡老师又补充了其近期关注的房山云居寺元代“补经”活动，根据碑文记载，补经者为高丽僧人，所补之经书写工整、界格俨然，注意仿照前代法度，元代补经活动也展现了石经的便利性。讲座最后蔡老师将视野转移到江南地区，介绍了明代苏州光福镇司徒庙的《楞严经》石刻，蔡老师带领在场师生仔细阅读了石经跋文，指出经板书写延请王时敏等当地名人，历时十年，第一卷完刊于崇祯元年戊辰（1628年）秋，第十卷则完成于崇祯丁丑年（1637年）。完成之初，本欲远送房山云居寺，却因财力有限和路上交通不便而搁置，至1642年清兵入关最终无法远送，留存江南，成为“房山石经”的江南余韵。

第二场讲座以“摩崖刻经”为题，讲座的重心是北朝时期山东地区大字刻经。蔡老师指出山东地区北朝刻经与书法家僧安道一关系极为密切，并以二鼓山、洪顶山、尖山和铁山，带有僧安道一名字和纪年的刻经点为线索，逐步展开对刻经及僧安道一的研究。平阴二鼓山“大空王佛”榜书笔意灵巧，比丘僧太题名中“太”字已见僧安道一的典型笔画，年代为北齐河清元年（562年）。东平洪顶山分为南北二麓：北麓镌有僧安道一铭赞，记述其籍贯、书体与道德，并记载其在山中磨石刻经的事迹，此时僧安道一已呈现后期字体风格；“大空王佛”之旁，刊有佛名主法鸿之名；据题记，僧安道一希望通过刊刻经文获得神通力、修为罗汉果，刻经正是其修行的重要方式。“大空王佛”之上，刻有僧安道一的经文与碑刻，其署名碑《安公之碑》纪年早于“大空王佛”三年，碑侧另刻当地僧人原创的“大山岩佛”。南麓则镌有法鸿铭赞，强调其在佛教义理方面的成就，蔡老师认为法鸿与僧安道一并非简单的义理师与助手关系，要更为复杂。尖山刻经保存有僧安道一与当地韦氏家族共同刻经的记载，其带纪年的大空王佛已遭破坏，另一则题记称僧安道一为“大都经佛主”，足见其地位之尊。邹城铁山石经主要刊刻《三十七道品》，与传统定义不尽相同，并镌有赞颂僧安道一书法功力的石颂。通过以上案例，蔡老师强调研究山东地区北朝刻经不应过度关注刻经本身，而是要注意阅读题记和铭文；僧安道一“双林后”纪年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僧安道一在洪顶山刻经的过程。此外，蔡老师还讲解了无僧安道一刻名的石经案例。葛山石经刻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年），虽无僧安道一署名，书写风格却清晰展现其个人风貌。岗山刻有《观无量寿佛经》，鸡嘴石侧面保存有供养人名字与纪年，同为大象二年（580年）；岗山还多次刊刻《楞伽经》，兼有小字与大字两种形制。蔡老师强调，对于无僧安道一名称的刻经点，其书写者和书法风格的研究要谨慎。

第三讲以“石窟镌刻经”为题，重点介绍河北涉县中皇山娲皇宫，探讨石窟刻经的营建、义理与历史变迁。蔡老师结合刻经分布、窟门题记、建筑构件及“补丁”经石，分析中皇山洞窟形制与地域工匠传统，介绍填补岩片后统一打格刻经的工艺，强调区分初始面貌和后期改造。通过《十地经》合成本及《遗教经》用字，讨论刻经与地论等思想的关系，并提出中皇山营建可能早于北响堂山。历代题记与修葺记录则呈现其由佛教场所逐渐转为民间信仰空间的过程。随后，她结合八会寺、房山云居寺、陕西金川湾及四川安岳卧佛院，讨论洞窟布局与礼拜活动、刻经载体及文献价值，说明金川湾部分三阶教文本未见传世大藏经收录，介绍卧佛院经录、经龛的功能，进一步梳理刻经空间由带有印度塔形元素的形制向方形发展的变化，并与北凉石塔至房山石经的演变相联系。

第四讲以“立碑刻经”为题，围绕碑、柱类石经的刊刻内容、使用功能与信仰变迁展开论述。蔡老师从中外碑刻形制比较入手，以中岳嵩阳寺碑的发愿文和佛名讨论营寺建塔、称名忏悔与千佛信仰；通过《金刚经》刻经碑说明礼拜及法身舍利观念，并提出泰山经石峪刻经可能止于第十五分。她结合山东巨野石佛寺碑，分析疑伪经内容、工匠联系及迁移重立的历史；以太原晋祠风峪华严石经梳理八十卷本《华严经》的刊刻、续修与经柱形制变化，指出工程始于武则天时期并延续至五代，揭示其后转为镇风辟邪之物的过程；又以山东《父母恩重经》碑说明祈福及类似墓碑的标识功能。

通过四次讲座蔡老师详细梳理了中国佛教石经的发展谱系，由北凉时期的小石塔（约公元420—460年）、河南的摩崖刻经（509年）、华北地区的单体石碑（535年）、邺都地区的洞窟刻经（560年），直至云居寺雷音洞的石板经（616年），考察中国佛教刻经仅用百余年的时间完成了由印度化的载体向中国化的转变。

在讲座的最后，蔡穗玲研究员向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捐赠其石经研究成果系列图书，并举行了捐赠仪式，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作者：文/田育鑫、田哲豪、庄爱军 图/刘邦杰】